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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渤商所挂牌时敲的锣。南方周末记者周小铃/图
2024年4月一个闷热的上午，东莞两百余家塑料贸易商在樟木头镇参加了一场行业交流会，会议主办方是一家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平台，名为海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下称海国商）。樟木头是中国重要的塑料贸易集散地。
“（海国商）还想做我们十年前上过的ABS（树脂）品种。”面对新交易场所的入场邀约，党雍忍不住劝说同行谨慎考虑。如今海国商负责人是天津渤海商品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渤商所）原副总经理。党雍第一次接触大宗商品现货交易正是在渤商所。
十年前，党雍曾担任东莞塑料产业发展促进会会长，推动华东、华南多家企业一同前往渤商所挂牌，仅缴纳给渤商所的挂牌服务费就高达800万元。
然而，入市交易不到两年，渤商所遭遇整顿，合约被迫中止，挂牌服务费打了水漂，党雍及二百余名挂牌上市企业也由此走上长达数年追讨路。
渤商所诞生于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市场野蛮生长时期。据中物联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统计，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地方政府审批设立的此类交易市场共计1021家，渤商所是其中成交额最大、影响力最广的交易平台，交易模式被各地交易场所争相复制。
部分平台卷款跑路等乱象频发后，监管强势介入，经历多轮清理整顿，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场所偃旗息鼓。直到近年来，“培育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等提法又重新出现在多地政府工作报告里。
行业交流会上，期货专家介绍，海国商能为广大塑胶从业者提供风险对冲渠道，为塑胶产业实现金融赋能。这也是当年吸引党雍加入渤商所的主要原因。
“需要发现价格，掌握行业定价权。”党雍所在塑料贸易行业经常要面临价格波动，塑料贸易商收益来源于对市场未来行情的判断。
塑料中的PVC（聚氯乙烯）、PE（聚乙烯）、PP（聚丙烯）均为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的期货品种，每个品种的国内市场需求量在4000万吨左右，“成交量很大，影响着现货行情”。大连商品交易所是中国五大期货交易所之一，由证监会监管。
ABS（树脂）每年的市场交易量仅有500万吨，由于交易量小无法成为期货品种。而渤商所的出现，意味着ABS能通过相应交易机制成为“准期货”。
渤商所推行所谓的现货交易规则，乍看是鼓励当日交割，但由于允许延期交割，投资者对比当日交割成本和延期交割补偿费后，更倾向选择后者，即期交易最终将演变为无限期的中远期交易，加上5倍杠杆、双向交易等特征，渤商所进一步蒙上期货色彩。
为党雍和渤商所牵线搭桥的是渤商所的会员单位。会员单位指的是渤商所对外展业的授权服务机构，既可以开发公司交易商（挂牌企业），也可以拓展自然人交易商。
进入渤商所的交易商们，不少是奔着投机去的。
在湖南怀化一家会员单位的推介下，湖南人唐宝生最初以自然人交易商身份进入渤商所交易，十万元本金很快就亏进去六七万。
唐宝生开始研究自己为什么会亏钱，会员单位向他透露，有三个角色可以挣到钱，分别是交易平台、会员单位和挂牌企业。交易平台和会员单位会分走交易手续费和挂牌上市服务费，而挂牌企业可以成为“坐庄”的人。
在渤商所的设计里，挂牌企业须由行业前三的龙头企业担任，每个品种只允许一家企业挂牌。但后来实际上，只要愿意缴费，都可成为挂牌企业。
“我挂牌的品种只有我可以交割，其他人想卖货也进不去我的仓库，无法形成仓单。”唐宝生说，根据渤商所要求，挂牌企业负责准备交割仓库，是天然的卖方（空方）。挂牌企业每日挂出空单，可以在预期价格走低时提前锁价，若买方当日不想交割，挂牌企业还能收到延期交割补偿费。
2013年底，唐宝生经由会员单位保荐，缴纳1200万上市服务费，成为茯苓品种的挂牌企业。上市服务费中的三成作为保荐费归会员单位，七成归渤商所。
凭借两百余家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会员单位，十年前的渤商所一举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平台。
为了开拓更多市场，会员单位还可以发展下线，即在各地成立营业部。唐宝生的老乡黄幸在成为渤商所挂牌企业前，也动过营业部的念头。营业部须向会员单位缴纳一笔20万元的费用，还需要到天津参加专门的培训考证，“课程上讲讲交易模式优越性，宣传造富神话”。
按照渤商所规则，会员单位不可参与交易，利用交易商信息牟利，或者从事与市场开发和交易商工作无关的活动。
而据党雍透露，有的会员单位为了吸引企业挂牌，会选择分佣给挂牌企业。
此外，场内许多交易商有着多重身份，既是会员单位，又是挂牌企业，有的还是为市场提供流动性的中间仓交易商。
中间仓交易商也由行业内大型或龙头企业担任，实际上扮演做市商的角色。由于渤商所实行连续交易制度，需要中间仓解决买卖双方力量不能有效匹配的问题，当任何一方提出交割需求，若市场无人接盘，多的单子将由中间仓吃掉。
湖南、贵州、重庆交界地方盛产碳酸锰矿，也被称为“锰三角”，电解锰产量占到全国的90%。由于认识湖南几家电解锰民营企业的老板，黄幸选择成为电解锰这一品种的挂牌企业，同时也做中间仓交易商。
电解锰登陆渤商所前，没有其他锰产品上过期货交易所，且成为期货交易所做市商的资质比渤商所高得多。
相较同时期的交易平台，渤商所出身“显赫”。
2009年，渤商所在天津市政府批准下设立。这一时期，借着滨海新区作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东风，天津先行先试金融改革创新。
渤商所成立前两年，天津为筹备建立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在全国物色新型交易所方案，在上海相中一位山东籍大宗商品交易人才，正巧他对新型现货交易所模式酝酿已久，亟待落地。
这位青年便是后来的渤商所董事长阎东升。他在拿到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后获得公派赴港机会，进入美林证券学习投行业务，回到上海后参与创办上海石油交易所。
阎东升为渤商所设计出一个新型交易市场，即BEST（渤海现货交易）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是“连续竞价”和“即期交割”相结合的“连续交易制度”，直观表现为“T+0”交易。这一亮点被当时全国各地交易所争相模仿。
渤商所成立后，率先落地的交易品种是原油和焦炭，很快拓展至农林、化工、金属、畜牧、工业产生品领域，成为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商品交易市场。
国资及地方政府背书成为渤商所对外吸引各类交易商的优势。
据企查查，渤商所的股东结构中，央企中国南光集团子公司南光（上海）投资公司持有3.9%的股份，天津当地国企天津津融投资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3.84%。
目前占渤商所大多数股份的是14个股东和6位自然人股东，但无法看到是谁。
党雍至今仍记得，他前往天津签署产品挂牌相关协议时，是在天津原意大利租界一栋精致的老洋房里，这里曾是北洋政府最后一任大总统曹锟的故居。进楼一条长长的走廊上挂满各地政府官员、中外政要参观视察交易所的照片。
除渤商所外，天津自2009年以来成立有11家商品现货交易市场，聚集各类金融机构达1200多家。同时，天津还吸纳外地的交易所前来落户，如从山东寿光迁来滨海新区的寿光果蔬盘。
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的分散柜台制度、天津文交所的份额化交易模式、渤商所的连续交易制度……这些天津先行先试的交易模式陆续成为各地复制模板。
“隔三差五就能见到外地前来交流取经的官员，来一波可能会挖走一批员工。”2011年，王琦大学毕业后以校招生身份进入渤商所，那时渤商所大约有三十余位员工，也是招聘人数创新高的一年。
加入渤商所头两年，王琦跟着公司领导们把当地的领导见了个遍，“几乎每星期都能见一次”。只要有重要企业签约，渤商所就会邀请市领导为企业敲锣站台。
地方政府的重视与渤商所带来的价值成正比。渤商所成立后吸引全国资金来到天津交易，阎东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渤商所辉煌时期曾是河北区前三名的纳税大户。
他还透露，他当时看中了河北区文化中心的底蕴，还找了一位风水先生，一同站在远洋大厦的顶楼上俯视整个意大利风情区，才最终挑中曹锟故居作为办公地。
不过，远洋大厦如今成为渤商所新的办公地。南方周末记者在这里见到了阎东升，他依然是当年出现在媒体镜头里的样子，西装革履，戴着一副方框眼镜。
渤商所原办公地位于天津原意大利租界一栋精致的老洋房里，这里曾是北洋政府最后一任大总统曹锟的故居。南方周末记者周小铃/图
2012年后，国务院针对交易市场出台相关监管政策，天津鲜少批复新的交易场所，部分天津的交易场所也开始停盘整顿。
但全国首轮交易场所清理整顿工作中，天津是少有的几个迟迟未能完成检查验收的地区，也就没有所谓的白名单。
这也为渤商所留出发展空间，受访的交易商几乎都是在2013年后才加入渤商所的。
王琦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正是在2013年后，来渤商所签约的企业多了起来，最多时公司一天接待超过十家。在此之前，来访者主要以各地方政府为主。
随着挂牌企业增多，来交易的散户也多了起来。
“个人投资者在这里是两头难受。”梁铭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产业投资者在适当时期会促进现货交割，而个人投资者手头没有货，又没有拿货需求，当天平仓没有意义，这样一来就要承担延期交割补偿费和价格波动的双重损失。
梁铭在渤商所也有多重身份。他是渤商所成立初期的会员单位，又拿下两大工业类品种挂牌上市资格，并参与设计两大工业品种的合约细节。他曾建议阎东升提高交易商入市要求，降低自然人交易商比重，区分会员单位开发企业和个人交易商的收益率分成比例，但未获采纳。
阎东升也坦言，部分品种的确不适宜过度开放自然人交易，当年交易商资格审查较松，后期完善买卖双方资格审查，“马上会影响市场”。
梁铭印象中，渤商所变乱是从开辟农产品开始，很多农产品市场交易量较小，且部分合约设计单手交易规模较小，比如有的甚至以克交易，“进来一堆小散户，市场投机性过高”。
这也是大部分农产品被拦在期货交易所外的原因。
目前国内期货交易所对自然人投资者的入市门槛要求较高。以郑州商品交易所的苹果合约为例，最低下单为一手，一手即10吨。此外，特殊品种规定开户资金门槛，分为10万元和50万元两个级别。
郑商所是上市农产品最多的交易所，但也仅有14个品种。2017年，苹果作为全球首个鲜果期货品种在郑商所上市。
据《第一财经》报道，郑商所首批上市的绿豆期货，1998至1999年曾占据当时全国期货交易量一半以上，但因规模不大，吸引各路资本涌入，导致恶意逼仓。十年后，绿豆期货获准退市。
美国的期货商品品种开发未做限制，若上市后发现品种前景不行，交易无序或交易量小，可摘牌。但前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首席CEO曾介绍，芝商所主要客户是机构投资者，不与个人投资者直接交易。
“对于部分小宗农产品，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就可以一己之力影响价格。”王琦解释，渤商所对狠捞一笔就走的游资也很头疼，平台要承担部分产品价格脱离现货的非议。
此类问题出现后，渤商所风控压力倍增，“一有涨跌停就停牌，约谈资金量大的用户”。
李秀东就曾因交易期间多次停牌遭到客户投诉。他是东北一家地产公司的物资板块子公司负责人，抱着“卖货”和“做大东北大米品牌”的想法，2014年成为渤商所挂牌上市企业，挂牌品种是稻花香粳米。
原本，李秀东以为渤商所等同于全国连锁大商超，底下二百多家会员单位都能帮着卖货。为此，他招聘了四五十名业务员，拿下五百多平方米的办公室，人力和场地成本每年支出将近500万元。他还按照渤商所的要求需要准备好交割仓库，并下单订购900吨大米的包装，等待打包出货。“实际上，哪有什么交割啊？”
北京寻真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德怡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很多现货交易平台都设有上市服务费、延期交割补偿费，有的交易所会员席位转让费都很高昂。如果从事实物交易，收取相关费用无可厚非，相当于超市上架费，但问题是实物交付几乎不存在，绝大多数人从事无实物合约交易的目的是投机或对赌。
就在渤商所原模式关停前夕，天津官场已经历一年多的剧烈震荡，至少有35名厅局级及以上干部落马。
2016年后，新的市政府领导班子组建起来。王琦回忆，之后天津便开始按照中央下发的文件一视同仁要求渤商所整改。
监管环境变化引发的连锁反应是，渤商所全国各地的交易商打爆天津金融办投诉电话，最终这些来电直接转由渤商所处理。“我们内部甚至专门成立客户权益保障部，专门处理客诉。”
为了更好地整改，渤商所成立清理整顿部门，整顿方向是去金融属性。
阎东升主动将保证金模式由20%提高至50%，甚至提高到100%货款。但多位交易商表示，“变成纯现货的模式（渤商所）就完全失去意义了”。
最后，阎东升拍板搞成纯电商。如今，打开渤商所的官网只能看到P2C产业电商平台，可以实现的交易模式有两种，现货挂牌和现货竞价。
在王琦看来，电商和竞拍都属于鸡肋。市面上，互联网电商平台发展成熟，且很多交易商本身也做电商。竞拍更是对产品的市场号召力有更高要求，“产品不抢手，根本拍不出去”。
阎东升并未放弃模式创新的可能性。他先后从天津清理整顿小组专家团、郑州商品交易所高薪挖人，寄希望他们设计出更好的交易模式，既能得到监管认可，又能继续金融创新。
2017年8月，郑商所副总巫克力带着团队入职渤商所，他曾在证监系统工作多年，阎东升为其让出总经理一职。“所有人都对巫总到来报以期待，相信他能找到新的方向。”王琦说。
巫克力就任后把国内外能做的模式研究了个遍，提出做基差点价的模式，但刚一上线就被监管叫停。待了10个月不到，巫克力选择离开。
其间，阎东升也尝试过很多方向“救活大宗商品”。
王琦记得，阎东升曾去澳门寻找突破，澳门金融管理局表示看不懂现货交易模式，但欢迎渤商所到澳门开银行。
2017年年底，渤商所完成对乌克兰复兴开发银行的并购和增资。2020年，渤商所收购乌克兰第一证券交易所49.9%股权，凑齐了各种金融牌照。
阎东升的名片上印有两个新职务：乌克兰复兴开发银行监事会主席、乌克兰第一证券（PETS）交易所监事会主席。他表示，目标是要革新当前中国资本市场既有规则存在的问题。
王琦解释，阎东升有意去乌克兰复制渤商所模式，让企业们在境外交易。但受外汇监管限制，资金转出不便，境外交易平台筹备进展缓慢。俄乌冲突爆发后，就再也没听过乌克兰那边的消息。
多位交易商表示，阎东升多次以渤商所筹备海外上市为由，想让他们将上市服务费转化为股份。
位于天津河东区的远洋大厦如今成为渤商所新的办公地。南方周末记者周小铃/图
渤商所原有模式关停后，不少挂牌企业选择上诉追讨挂牌费。唐宝生的企业是“唯二”拿到过胜诉结果的，另一家是青岛橡胶谷产业供应链有限公司。
2014年，唐宝生的企业在渤商所挂牌交易茯苓产品，服务合同约定有效期5年，到期可顺延，相当于无限期。而实际上，茯苓挂牌交易正常运作不足五个月就多次遭遇修改规则或限制交易。
唐宝生提供的一份盖有天津市金融工作局政府信息公开专用章的答复函显示，早在2011年，渤商所就已纳入清理整顿名单，直到2016年9月18日原模式停止时，仍未通过部际联席会议检查验收，即未被纳入白名单。
2019年双方首次合约期满，局面仍未有好转；2020年，唐宝生在湖南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起诉渤商所胜诉；2022年，湖南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渤商所需返还唐宝生缴纳的挂牌上市服务费。
这是唐宝生距离胜利最近的一次，但10个月后，渤商所又以同一案由在天津河北区人民法院起诉唐宝生，天津法院允许立案后冻结唐宝生的执行款，湖南当地法院作出的判决结果未能顺利执行。
“凡是通过管辖权争议移交天津打的官司，（挂牌企业）要么输了，要么会选择撤诉，花费高昂却胜率渺茫。”唐宝生不免生出几分担忧。
企查查显示，近年来渤商所涉多起买卖合同纠纷，上诉人均被天津当地法院驳回或上诉人自行选择撤回起诉。
尽管执行不畅，但唐宝生此前胜诉的消息在挂牌企业间传开。尤其是怀化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渤商所隐瞒列入清理整顿情况，从事非法期货交易，双方合同属无效合同，这意味着已过追诉期的挂牌企业有机会重新向渤商所追索挂牌服务费。
在天津起诉的同时，渤商所也向湖南省高院申请再审。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一份湖南省高院对再审申请人渤商所的询问笔录显示，两名渤商所代表重点提及，关于渤商所无效合同认定的后续影响在于全盘否定渤商所经营模式，将造成所有交易者需互相返还恢复原状的法律后果。
其中一名代表介绍了渤商所的规模，仅唐宝生案中便产生2000万元交易获利，涉及1.44万个自然人和33家企业。其所在的湖南地区自然人交易商达到3万人次。开业以来，渤商所平台交易额达到9.5万亿元，涉及全国自然人80万，挂牌企业二百余家。
此外，截至2022年9月6日，渤商所在全国有16起同类型案件，涉及天津、山东、江苏三地法院，仅湖南作出无效合同判决。
2023年11月27日，唐宝生收到湖南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再审判决书，判决结果由“无效合同”转变成“有效合同”。此外，原本判令渤商所返还茯苓产品挂牌上市服务费腰斩，唐宝生需与渤商所共同承担案件审理费。
上述判决书表示，“在长达数年的政府清理整顿中，（渤商所）交易模式未被行政主管部门或是业务主管部门认定为期货交易或非法交易，相关部门仅要求整改，渤商所至今合法存在”。
没有业务后，渤商所一再降薪，缩减规模。2017年至2019底，渤商所从巅峰期的150多人锐减至100多人，2020年王琦离开渤商所时，人数仅剩下五十人左右。“客户权益保障部人员一再减少，一些难以协商处理的投诉只能建议走司法诉讼。”
“很多地方都有我们的前同事。”王琦说，金融创新政策更宽松的地方吸纳渤商所大多数前员工，尤其是山东和海南，“这两个地方还能做‘T+0’，其他地方金融监管严格必须是‘T+5’”。
与前同事交流时，除了上述就职于海国商的渤商所原副总经理，王琦得知渤商所还有两位副总经理去了上海百联集团旗下的百联大宗，原结算部一位负责人目前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下称海国能）。
这些近年来新设立的现货交易场所，投资主体多为国企或央企。截至目前，全国对外公开获批、保留在白名单里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还有130余家。
南方周末记者以客户身份咨询海国商工作人员了解到，她也是渤商所前员工，平台现有的业务体系及架构与渤商所基本一致，会员机构需缴纳席位费，可以分挂牌企业上市费的三成。
海国商允许上市的品种类型也与渤商所类似，分为农林、能源、化工、金属等，均定位为综合性的现货商品交易平台。上述海国商工作人员介绍，除了农林板块允许自然人交易商外，其他领域暂不开放自然人交易商入市。
“跟之前一模一样。”党雍所在的塑料协会再度成为海国商的挂牌企业，甚至可以从会员单位手里分到不菲的交易佣金，“地方政府也乐意看到有人能把资金吸过来”。
上述海国商工作人员解释，近年来地方政府重提建设交易场所，加上海南相较其他地方政策开放程度更高，业内闻风而动。此外，很多央企、国企本身就从事着国计民生关联密切的大宗商品贸易，但由于大宗商品贸易本身利润微薄，增量空间小，转而投向贸易服务。
阎东升对新成立的一众交易所嗤之以鼻，将他们统统称之为模仿者。
打开海国商官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行大字——构建大宗商品自由贸易的世界。十年前，阎东升也曾在天津那座气派的小洋楼里向来访的记者描述，他所梦想的是“无边界的网上全球自贸区”。
• （应受访者要求，王琦、梁铭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周小铃
责编 冯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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